机制一般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凡是法治建设被忽视，宪法和国家法治被践踏破坏的时候，法治就会徒有其名、形同虚设。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是很看重依法治国的，讲得也比较多。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新中国才能建设新法治。我国宪法和法治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党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总体利益，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果。我们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古老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

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法治作为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适用中的难点、重点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法。

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主导着90%以上案件的协商，并‘拥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实质性权力。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以来司法实务关于认罪认罚制度实施的情况看，诉讼模式的转型已迫在眉睫。（11）认罪认罚的反悔和撤回。《指导意见》针对性强，解决了适用的问题，对全面推进和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了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与司法需求不断增加之间的矛盾，科学配置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实现诉讼经济，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不同程度借鉴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通过简化法院审理程序、缩减审判权裁量空间的方式，对被追诉人认罪案件或者控辩协商案件作快速处理。《指导意见》第10、11条分别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获得法律帮助权，要求为其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提出法律帮助请求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通知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础上借鉴、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因素形成的，保留了许多职权主义特征，也吸收了不少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带有明显的混合色彩。包括：获得法律帮助权、派驻值班律师、值班律师的职责、法律帮助的衔接、拒绝法律帮助的处理、辩护人职责等。第1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我们十分期待一场诉讼制度的革命在中国开花结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司法贡献。

全面贯彻和实施《指导意见》，必须充分认识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指导意见》已经明确指出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诉讼模式的转型。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在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会上还明确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承担起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责任，加大制度的使用力度。在刑罚评价上，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

从1979年覆盖审判阶段到1996年覆盖审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再到2012年后覆盖侦查、起诉、审判并涵盖其后的死刑复核和申诉代理。‘可以从宽是指一般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予以从宽处理。

从刑事诉讼法立法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定罪量刑权以及诉讼的模式，已经从强职权主义走向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融合的诉讼模式，尤其是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权利和参与的程序在不断完善，笔者认为，现在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从对抗模式向协商合意模式转化的条件，定罪量刑不再是公、检、法机关一方说了算，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是客观所需，势在必行。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的大修，对庭审方式进行了改革，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作用。

2019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高三部）印发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是继我国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入刑诉法后第一个关于适用该制度的重要司法解释。从新增加的这些职能和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程序中，可以看出：从侦查程序到审判程序，已经形成了一套区别于传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工作机制和诉讼体系。不具备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幅度以内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和量刑。人民检察院应当履行的主导责任包括：一是主动开展认罪认罚教育转化工作。（2）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例如，《指导意见》关于侦查机关的职责，增加了权利告知和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快速办理的职责，设置速裁法庭等。

有人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是职权主义模式，甚至是超职权主义，定罪量刑是司法机关的职权，谈何协商？有人说，我国的刑事诉讼没有协商的基础，协商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因此，我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具有现实的时代意义。

我国2018年10月26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第173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看守所为刑事辩护律师提供的两便利一听取程序，就是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采用协商模式的重要体现。（3）各级公安司法机关要站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制度对有效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意义

特别是对辩护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职责，明确规定：认罪认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的，辩护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应当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否认罪认罚进行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并就定罪量刑、诉讼程序适用等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对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判决免予刑事处罚。

与立法相适应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对推进刑辩制度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指导意见》的内容全面丰富，形成了完整的工作机制和体系。笔者认为，这些认识都是值得商榷的。有人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是职权主义模式，甚至是超职权主义，定罪量刑是司法机关的职权，谈何协商？有人说，我国的刑事诉讼没有协商的基础，协商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

第17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指导意见》已经明确指出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诉讼模式的转型。

我国2018年10月26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和第173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看守所为刑事辩护律师提供的两便利一听取程序，就是认罪认罚从宽案件采用协商模式的重要体现。《指导意见》均作了一一回答并提出了解决的具体办法。

公诉人在宣读起诉书后，直接讯问被告人，并询问证人和鉴定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未到庭证人等的各种证据笔录。公、检、法干警和刑辩律师必须深入学习和理解，并切实付诸实施。

其次，从宽适用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另外，还有认罪认罚的反悔和撤回程序，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等。这一机制和体系突出体现在《指导意见》关于公、检、法机关的职责和对各诉讼关系人的权利保障上，其办案的模式和方法，也区别于传统的职权主义下的对抗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础上借鉴、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因素形成的，保留了许多职权主义特征，也吸收了不少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带有明显的混合色彩。

三是积极开展平等沟通和量刑协商。2019年1月至9月，认罪认罚从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占比14.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占比49.8%，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占比35.6%。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节，综合考虑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依法决定是否从宽、如何从宽。罪行较重、人身危险性较大的，以及累犯、再犯，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被告人、辩护人一方对于本方提出的证人、鉴定人，要由自己率先进行询问，对于本方收集的证据材料要自行当庭出示、宣读。还规定了根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罪行轻重、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对其刑罚宽严把握，对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特别是初犯、偶犯，从宽幅度可以大一些。